我们的政治主体显然敏锐地发现了这个空间，并且希望通过立法或修改法律的方式来阐明该不确定性，同时发展宪法（推动宪法变迁）。
[25]正如1986年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主任的王汉斌在修改《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的说明中指出的：建议省、自治区简化审批程序，只要不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和本省、自治区的地方性法规相抵触的，原则上应尽快批准。究其原因，或是由于立法知识的匮乏，或是基于立法技术能力的欠缺，或是出于对地方特色立法的行为怠惰。
因为，地方立法的形式合法性并不能涵括法治的全部意义。最后，地方性法规的司法适用遭遇难解困局。1.限量放权的立法改革与司法权上收的趋势背道而驰。推进设区的市的地方立法的工作，尤其需要地方立法理念的特色化转向。[21]《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也严肃坦陈：立法工作中部门化倾向、争权诿责现象依然较为突出。
也就是说，地方性法规不能照抄照搬上位法的有关条款，避免地方立法过多、过滥和重复立法问题。全面深化改革涉及因素繁多、关系复杂、问题艰难、矛盾尖锐，必须运用战略思维进行科学分析和处理。随着世界的祛魅，上帝死亡之后世界陷入价值的诸神冲突之中，多元主义成为不可逆转的现实，进而导致了社会秩序的去中心化。
实证法的应运而生是整个世界持续祛魅的后果，理性自然法则、政治决断论、经济决定论都试图取代上帝的位置，但均无功而返。[34]在凯尔森眼中，存在着法学意义上的判断与政治上的价值判断两种，这也符合今天法教义学的双重特性：形式法治与价值判断。李洪雷：《中国行政法（学）的发展趋势——兼评新行政法的兴起》，《行政法学研究》2014年第1期。穆勒也提到了规范程式、规范范围与决定规范之间的区别，参见F. Müller/R. Christensen, Juristische Methodik. Bd 1: Grundlage des öffentlichen Rechts, 9. Aufl. 2004, S.196ff. [63] Luhmann, ebd., S. 20f., 28ff. [64] 对此可参见刘飞：《宪法解释的规则综合模式与结果取向——以德国联邦宪法法院为中心的宪法解释方法考察》，《中国法学》2011年第2期。
[63]所以，在今天的社会情势下，法教义学的任务不在于发现唯一正解，也不在于建构确定性的规范解释方案，而在于保证概念形成中的抽象程度，将可能性涵括进来，并在可能性的范畴内进行关系定位，即从不同的可能性之前提出发得出相应的法律后果。在这个基础上，拉德布鲁赫提出了法学对法律素材的双重加工：一是范畴式（或形式上的）的，将法描述为法律概念及其中所包含的法律范畴的实现。
而且，尽管学术体系与法学概念等法学实证主义的信念仍然影响至19世纪末，这一过渡期可以称为学术化的法律实证主义，[52]但法律实证化之后，这一传统却并未做好用学术抵抗政治意志权力和不负责任的立法的准备，法学学术化（包括立法、司法受学术体系的影响）的趋势逐渐被立法机关代表的共同意志所取代，先定的法律原则和概念体系让位于不断生成的立法者意志及其背后的人民意志和民族精神，立法和法律适用不再由学术化的法律体系加以规训，而是服膺于政治判断，学术让位于政治成为必然。[18]柯莎克（Koschaker）看来，Rechtswissenschaft一词是德国历史学派的发明。将最优化戒律纳入合宪/违宪的判断中，[70]就需认真审慎地对待宪法决定的社会后果，根据社会环境的变化作出符合事物之本质的最优之判断，进行价值和原则之间的权衡。张翔：《宪法教义学初阶》，《中外法学》2013年第5期。
由法学的双重属性出发，拉德布鲁赫导出法学的四个阶段：生活之侧面的把握。法学中关于寻求客观、理性之价值判断的努力从未消失，交往商谈理论、法律论证理论等德国二战之后重建规范性的尝试都有志于此。当政策推动先于立法或宪法修改时，就会产生宪法文本与宪法（政治）状态之间的不一致，即所谓的良性违宪或违宪的宪法变迁问题。随着时代问题的变换，宪法教义学本身需要一次更新换代和认知上的转型，即法学的社会学启蒙。
在社会功能分化背景下，宪法也承载了双重功能：抵御政治、经济等系统的直接侵入，将系统外的价值引入法律系统并辐射至整个法律领域。[6] 参见翟国强：《中国宪法实施的双轨制》，《法学研究》2014年第3期。
后者则坚持从实证法文本出发，认为法律不能屈就现实，而应规范和评价现实，因此又被冠之以法条主义的称号。另一方面，社会在变迁，实证法不能游离于社会之外而生存于真空之中，法律领域内的价值判断无法通过法规范本身的演绎而自足，需要借助于其它领域的知识。
有许多案例都可表明，[94]看似是从事实推导出来的规范，实际上都包含了主观的价值判断，只是该价值判断最终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事实或后果。在阿图尔•考夫曼看来，价值判断的获取方式导致了形式理性与实体理性的分野。[27] H. Kelsen, Reine Rechtslehre. Mit einem Anhang: Das Problem der Gerechtigkeit, 2. Aufl. 1967, Verlag Franz Deuticke Wien, S. 1. [28] 在纯粹法理第一版中，凯尔森强调应然作为法学的范畴，但在第二版中，则转向以归责为范畴建构规范认知体系，其关注的重心也从法规范转向法语句，参见H. Kelsen, Reine Rechtslehre. Einleitung in die rechtswissenschaftliche Problematik, 1. Aufl., Scientia Verlag Aalen 1994, S. 20ff.; H. Kelsen (Fn. 27), S. 79ff. [29] 关于法规范与法语句的关系参见H. Kelsen (Fn. 27), S. 73ff. [30] Kelsen, ebd., S. 348ff. [31] Kelsen, ebd., S. 349. [32] Kelsen, ebd., S. 353. [33] Kelsen, ebd., S. 20. [34] Kelsen, ebd., S. 352f. [35] R. Dreier (Fn. 20), S. 55f. [36] R. Dreier, ebd., S. 58.; H. – G. Gadamer, Wahrheit und Methode. Bd. I: Grundzüge einer philosophischen Hermeneutik, 6. Aufl., J. C. B. Mohr 1990, S. 9ff. [37] K. Larenz, über die Unentbehrlichkeit der Jurisprudenz als Wissenschaft, Berlin 1966, S. 11. [38] 转引自[德]弗里德里希•梅尼克：《历史主义的兴起》，陆月宏译，译林出版社2010年版，德文版导言，第23页。并且，78年之后中国社会经历了缓慢的去政治化、经济理念统摄一切和社会分化逐渐完成的历程，在中国的宪法实施中也出现了双轨制并存的分化现象，法律系统的独立性诉求表现的越来越明显，也是一个不容否认的现实。它是一般性的法理，而非特别的国家法或者国际法规范的解释。[87] 正是在上述不同的方法取向之间，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宪法教义学者的纠结和困惑：既想使法教义学保持一种开放性，使宪法学能够围绕规范而得以建构，但又不想牺牲法学之根本，从而仍然恪守方法论的二元主义以及形式法治的立场。
[90]陈林林提出法治的三度来沟通形式与实质法治。广义的宪法变迁，包含文本上的宪法修改和文本不变情况下规范内涵通过宪法解释而产生的变化。
[4] 关于社科法学与法教义学的关系及各自所存在的问题，参见谢海定：《法学研究进路的分化与合作——基于社科法学与法教义学的考察》，《法商研究》2014年第5期。实证法从宗教、理性自然法的体系中脱离出来，变成无根之木，也使实证法丢失了其正义或者说真理性的内容，实证法的功能首先不是为了实现正义，而是在价值多元主义的前提下实现法的安定性或者说形成行为预期的一般化和稳定化。
在这一模式下，政策起到了重要的助推作用，并与实践中日渐增多的有意识地以宪法文本为基础所构建的政治权力运行模式一起，构成了中国宪法实施的双轨制，[6]即政治系统的宪法实施与法律系统的宪法实施相并行的模式。美国近年来所兴起的法经济学、神经元法学不仅试图通过一种科学的模型描述某种法律现象，更希望通过一种类似于自然科学的方式获得法学中客观、科学的价值判断。
这一范式转变也与时代转型密切相关。[81] 1978年之后，国家层面推动的改革导致了社会内在结构的变迁，并成为中国进一步改革的内在推动力，对于这种变革的内部视角可参见梁治平：《法治：社会转型时期的制度建构》，载梁治平主编：《法治在中国：制度、话语与实践》，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84-153页。新康德主义西南德意志学派将法规范视为与价值关涉的现实，虽然仍然坚持方法论二元主义的立场，但法规范并非是纯粹的、超验的价值规范，也不是纯粹的价值无涉的事实，而是与价值关联的现实，实际已经开始承认法规范所具有的价值与事实相结合的特点。[90] 程金华：《四倍利率规则的司法实践与重构——利用实证研究解决规范问题的学术尝试》，《中外法学》2015年第3期，第714页。
法教义学意味着理解、加工现行法的方法以及藉由此方法而实现的有关现行法理解的知识体系。[9]行政法层面就出现了行政正确取代行政合法的新行政法趋势，[10]德国在国家法层面也曾出现过合法性与正当性的讨论。
后果考量的引入改变了法律论证的结构，其意义在于能够在现行法律的框架内，寻找最优、最富效率的方式和途径。宪法成为一个沟通法律系统与环境的中转站和节拍器。
方法上的分离撑开了多样化的理解视域，并划分了学科，也就是整个思维世界，同时要求研究者进行单一的归类决定：他必须申明其所运用的方法，并固守在特定基本概念的关联系统上。[72] 在一国现实的宪法状态与宪法文件中所规定的规则之间经常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以至于现实的宪法状态可以发生巨大的扭转，但却并不需对宪法律的语词进行哪怕是一丁点儿的修改。
宪法的魅力或许就在于这些价值判断空间的存在，但这不意味着宪法决定的任意性。[12]法教义学从产生开始便与科学主义的时代背景密切相关。宪法教义学体系也由此形成一个宪法变迁—确定宪法概念的可能性边界—宪法决定的工作流程。根据伽达默尔的理论，宪法变迁是一个前见或者前结构，能够体现过去与当下、文本与现实的双重视域，实现一种视域融合，将制定于过去的文本在当代的语境下重新焕发其生命。
然而，政治、经济、法律、宗教、道德等领域都承担各自特定的功能，既无法相互隔绝又无法相互决定，只能形成一种结构性的相互依存，但各自又独立运行。迄今为止，中国的宪法教义学存在两个难以解决的问题：一是宪法教义学能否通过概念和文本解释来适应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的急剧转型，如果脱离社会的大环境和政治背景，能否真正理解中国的宪法。
不仅社会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转型剧烈，改革之后，中国迅速成为经济效率至上的国家，国企改制、土地等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等等，都需要将经济效率作为重要的考量因素，经济标准不可避免要对全社会产生辐射影响，但同样也应适度对之加以限缩，防止经济标准的无度扩张。法学就是通过归责这一范畴将法语句联系在一起的认知体系，透过法语句这一形式，法规范最终结合成为一个层次分明的、体系化的法秩序。
转入或定向于作为最高法价值的法理念。宪法作为法律系统封闭与开放的节拍器，关系实证法体系与外部社会环境的关系，涉及可变之环境与可变之系统的关系定位。